根据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，未来五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需提高5.1个百分点。据了解，目前，不少参与试点的中小城市，落户条件已经降低到只要求有合法稳定的住所(包括租赁)，农民进城落户几乎是“零门槛”。但是，记者近日在多地调查发现，不少参与试点的中小城市户籍城镇化率远远低于预期目标;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缓慢的背后，还存在一定的“逆城镇化”现象。 (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)“零门槛”前农民落户意愿普遍不高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，说明经过改革与努力，农村户口的“含金量”越来越高，城乡差距越来越小。专业人士调研显示，在与户口相关联的12项权益中，目前就业、养老保险、教育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、公共文化服务等5项城乡基本无政策差别;而土地权益、粮食直补、退耕还林、农村五保、扶贫等5项却是农村户口独有的——在城市落户，意味着要放弃这些独有的权益，农民的积极性自然不会很高。但也并非说，城市对于农民没有吸引力。实际上，很多农民常年进城务工，子女也随迁进城接受教育，他们早已是事实上的“市民”。而所谓的“逆城镇化”，无论是进城务工农民不愿落户，还是考上大学的农村学生不再积极转迁户口，大多数情形是不愿放弃与农民身份相关的农村权益——这种人在城市、户口在农村的“逆城镇化”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逆城镇化”，但却导致了土地撂荒、农房空置等现象在农村出现，客观上对农村造成了真实的伤害。“逆城镇化”造成的伤害，是农村转移人口经济理性选择的结果，无论在道义还是法律上都无可指责。这种“无可指责”的伤害，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深化改革的步伐没有跟上来。为推动城镇化，城市的落户条件经过改革，已经降到了“零门槛”，力度够大，但农村改革却益发显得滞后：农民在农村的资产、权益，仍然要与农村户口绑定，无法通过流转获得财产性收益。因此，要破解“逆城镇化”的难题，就必须城乡同步改革——左右脚都必须向前走，不能一只脚不动，拖了改革的后腿。例如，要有退出机制，帮助转移农民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“三权”的财产性价值。惟其如此，方能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，也有助于城乡双向流动，促进城镇化进程健康、有序地开展。